漫谈唐朝时的鲤鱼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作为一条自由自在的鲤鱼，悠游在唐朝的河流里无疑是最幸福的。

彼时是鱼洵乐，出游从容，真是鲤鱼子孙繁衍生息的黄金时代。

可是鱼儿的游乐之享，并非因为大唐一统帝国的赫赫声威，使得河溪之中水草丰茂、饵料丰盈。

或者是因为让天敌们生畏远遁、销影匿踪，带走了被窥伺猎食的危险。

而是因为人们见之手足失措、蜷缩无前，不敢下以钩网将其捕获，更无胆量将之烹煎油泼，举箸挟之佐酒拌饭大快朵颐。

据说，孔子后裔有不食鲤鱼之习，因为孔子之子出生时，鲁昭公以鲤鱼馈送称贺，孔子遂以“鲤”为名、以“伯鱼”取字，命名其子。

孔姓后人睹物思人，追念宗祖，言谈中尚且避讳先人名字，又怎敢将鲤鱼剖腹刮鳞、食肉饮汤呢？

在唐之先，鲤鱼已为人神化，受到了人们的尊崇。

民间传言，鲤鱼跃过龙门即可生出爪角化身为龙，池中物奋力一跃，即能腾云乘雾，潜藏飞腾，鲤鱼可谓神异至极。

不过，在一个“龙肝凤髓”都为人们觑觎与垂涎的国度里，易生易长、肉质鲜美的鲤鱼，多数情况下还是难逃自然常数，成为釜中爨、盘中脍，留香于人们的齿颊之间。

但在有唐一朝的历史岁月里，鲤鱼却是遍体生辉，拥有金盾护体，免除被人所烹、葬人腹脏之命运。

唐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记载：“国朝律，取得鲤鱼即宜放，仍不得吃，号赤鯶公，卖者杖六十，言‘鲤’为‘李’也。”

唐律规定，民人不得捕食鲤鱼，若偶尔网得，须速即放生，且不得直呼其名，当称之“赤鯶公”，鯶为草鱼雅名。

因鲤鱼之“鲤”与国姓“李”同音，不仅不可作食制肴，名字都不可妄称，违律出售者，则要受杖六十，皮开肉绽为轻，重者小命呜呼。

鲤鱼成为李氏王朝的象征，跃升为“国鱼”，有了法律护卫，自然成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。

传言，隋末世运有衰、国祚将替，李淳风、袁天罡以《易经》推演天道世事变迁，绘制了预言书《推背图》。

书中第二像，为十八条鲤鱼离渊、剑穿二鱼之图，谶言称：“十八子称尊”，附诗云：“江中鲤鱼三六子，重重源流泉源起”。

据说此是对其后李渊叛隋建唐之事的预言。

不过，总揽一幕幕历史旧事，看其同处，预言是假，所谓秉受天命之言的流播，实是为谋反制造舆论，蛊惑人心。

鲤鱼因其音，及与渊、水之关系，与李氏王朝未建时已经结缘。

因名称之音与国姓相同，动物受到皇命保护，鲤鱼非为孤例，唐前唐后皆有前踵后趾。

其前，《晋书》记载，东晋恭帝年少时顽劣调皮，“曾令善射者射马为戏”，用箭射马以为戏玩。

有人见不得残忍便劝谏道：“马者国姓，而自杀之，不祥至甚。”

晋姓司马，射马杀马之举被以为是不祥之兆，恭帝闻言即叫停了游戏。

其后，《武宗实录》载，明武宗朱厚照，属相为猪，姓之音同猪，遂以猪之豢养、杀戮，不利于圣躬健康与社稷稳固起意，于正德十四年下令禁止民间蓄猪屠猪。

但猪为百姓衣食之源，规定极难落实，经大臣劝谏，禁令被废。

因音同国姓而受到特殊政策的保护，确实是动物们种族繁衍中意外而至的福祉与恩宠。

当然保护举措实施的思想来源，非是自然保护主义者的动物福利观念，而是由来已久古老信仰的残存遗世。

一是对于语言灵力的崇信，古人认为，相关诅咒话语的念叨，相应的破坏效力或真会发生。

一是交感巫术遗存的反映，古人相信，经过特殊仪式，击毁、侮辱某种替代物，可致使被替代之物的败亡。

譬如刺杀鲤鱼，谐音“杀李”，类于咒骂，同于针刺布人害人巫术。唐朝大统的维护者以为，如此之为会招致阴霾邪气，不利于王朝的皇命国运。

唐朝的护鲤之举实是古人原始信仰思维的产物。

现在已无资料查考唐朝禁捕鲤鱼之律法的起讫之期了，不过据推测，其或为中晚唐之时，记载禁令的段成式生活在9世纪前半期，正应其时。

初唐、盛唐之时，唐朝正属勃兴之期，大唐气象雍容自度，帝国上升时期的自信力使其不会有如此琐屑之为。

成书于8世纪初孟诜所作的《食疗本草》可以为证，书中将鲤鱼以胆、肉、刺、鳞等部位分开，分别说明了其所具的医疗价值，并无不可捕食的记载。

至于唐末时分，军镇割据，豪杰并起，刻玺称王，纲纪败坏，皇室无暇自保其身，回天无力，怎会顾及水族异类？

并且唐末民不聊生，食无果腹，何能遵循禁令，让鱼儿在垂涎之下畅游呢？

只有中晚唐交替之际，帝国大厦将倾，势力已衰，外强中干而扭转乾坤无力，才会不问苍生问鬼神，胡乱猜度，而有如此营营之措。

帝王时代里，王命所顾，更多时是“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”。

对于神异鲤鱼的保护，终究不能挽救没落王朝不可阻遏的覆亡命运。

鲤鱼的狂欢之舞曲终人散，被历史快速翻过的梦幻一页，也成了鲤鱼苗裔们永远追想的遥遥童话。

尽管鲤鱼又被赋予了“易长又贵”诸般吉祥的寓意，可后世的人们还是在腹犹果然时，赏之饲之，在贪馋饥饿时，则烹之食之。

世人明悉，如许众多的吉祥物，不过是人事情理的附会，护国佑民的祯祥福瑞，只是人们的美好意愿与期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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